程中原著《张闻天传》1993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以来，接连印了三次，颇得好评。《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报刊登载评论，肯定它是“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的新收获”，“追求良史品格的传记力作”。在张闻天百年诞辰之际，作者又对全书作了修订。不仅对全书文字作了校订和润色，而且增补了不少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向作者预定的“把这部传记写成史料翔实、评价公允的信史”的目标跨近了一步。
张闻天生平、业绩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因为他功绩卓著，被推举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习惯称为总书记），一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实际上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组织上正式离开书记处则是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那么，张闻天是怎样被推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呢？
对这个重要史实，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同志1997年3月22日在同刘英同志的谈话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谈话记录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
后来，杨尚昆同志在为刘英同志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作序，在序言中，对这一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楚的叙述。他写道：“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闻天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闻天同志就多次公开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同博古等人进行争论；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领导进行反复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闻天同志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所以，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闻天同志（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闻天同志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20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根据杨尚昆同志提供的宝贵史实，《张闻天传》修订本在叙述1935年2月5日晚间常委会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这一重要史实时，前面加上了一句话：“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推举出张闻天接替博古当书记”。（251页）对于张闻天的实际职务和“总书记”这个称谓，传记写了以下一段简要的说明：
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从组织上说，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没有再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洛甫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252页）
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逐步把党内总负责人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但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由他管。《张闻天传》初版中举了一些事实，说明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全党的工作，对于有全局影响的事，张闻天还是一直关注着，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威信、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这次修订，根据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新发现的材料，增补了在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张闻天对形势的分析和应取对策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1月20日、23日、29日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方针。张闻天在这三天会上作了插话和发言。关于事件的性质，张闻天的20日插话指出：“今天国民党整个国策的中心是放在‘剿共’上面。”在以后两次会上的发言中又指出，“日蒋还有矛盾”，要“利用”和“扩大”“日蒋的矛盾及日与英美的矛盾”，否定了认为这个事件表明蒋氏“降日”的判断。张闻天也不同意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的估计，指出要“争取延长全国破裂的时间”，认为“我们要孤立他们，使我们打几个胜仗，积极打破他们反共的计划”，“坚定的进行政治上的进攻，公开的批评蒋介石的谈话，提出我们的要求来争取群众，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分化国民党的内部。”同时，张闻天明确反对过激方针，指出“暂时不应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口号，也暂时不提建立国防政府的口号，而应提出改革政府。”（485—486）
关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根据档案材料，《张闻天传》修订本增补了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提议把张闻天选为中央委员而没有成功的重要情节。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836—837页）：
毛泽东没有忘记旧情。就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几次提到张闻天。有一次还明确提议要考虑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那是在1969年4月11日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谈九大选举时说：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毛泽东提到了以下老同志的名字：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接着，毛泽东又说：张闻天、王稼祥是犯了错误的，但还是做了些工作的。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毛泽东讲到这里，有人插话说，几个老帅要选是可以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困难。这时康生插话说，王明说他们在中国传播了马列主义。老人家很不高兴，说，王明传播什么马列主义，他们一没有搞工人运动，二没有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打过仗。
选张闻天进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提议未被采纳。张闻天仍然处于“监护”之中。工作当然无从谈起。要不是由于即将进行中苏边界谈判，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初版对此事的叙述有不够具体、准确之处，修订本对此事始末叙述比较完整、准确：
（1974年2月）张闻天夫妇恢复组织生活之后，政治上和生活上虽然都有一些改善，但幽居岭南，与外界隔绝，总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他在1974年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不再提继续工作的问题，只提两点要求：一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信中写道：“我现在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大好，思想和行动很迟钝，眼睛的白内障大有发展，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因此，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成瞎子之前，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一切费用，都可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在悲凉的晚景中提出如此恳切的愿望，谁读了都要为之感动。可是，上面不作任何答复。一个参与缔造共和国的老人，想要看看她的新面貌，这样一点微薄的希望，硬是不予满足，这是怎样地让人痛心啊！
不过，张闻天并没有灰心，他相信党，还是继续争取。1974年7月下旬，经过反复请求，刘英获准赴北京探亲。在北京，刘英去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他劝刘英鼓动张闻天再向毛泽东打报告，刘英回肇庆后，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于10月18日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简要报告现在的思想情况，说明现在只是“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奉达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泽东这时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听完来信，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张闻天想回北京的希望破灭。无奈，只得提出拟以自己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转眼之间，冬去春来，五个月过去了，不见答复。“四人帮”是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领地内安居的。张闻天曾考虑是否可以去西安，写信给外甥马文彬了解西安情况。马文彬等认为西安不很合适，还是选择离上海较近的苏州或无锡为好。张闻天乃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正式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直到6月9日，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62—864页）
胡乔木对这本书大加赞扬，把这本书的特点、价值和地位，说得更加清楚、透彻。更不用说，他的评价的权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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